小风吹着她淌汗的脸，脚上磨起了水泡。她拼命地奔跑，她怕遇见坏人，怕遇见狼，也怕流产倒在无人经过的地方。路旁的得勒苏草摇摆着，像狼追逐她。她记起有一回狼偷袭她的羊群，发现时狼已经蹭到了她的身边，她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手电筒正打在狼屁股上，狼吓跑了……趟过了巴勒根河，她顾不上穿鞋，一鼓作气向北，怀着巨大的恐惧，又怀着一线希望。
终于有一天，她的丈夫即将被发配到离我们公社很远很远的一个牧场。得到消息的那个夜晚，他谎称上厕所，连夜逃了出来，一口气跑了八九十里。第二天一早我见她的门虚掩着，推门进去便见到了他。“逃出来了？”他俩都不回答，眼睛红肿着，呆坐在炕头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她“哇”地哭了。两人以为这一见就是生离死别，再无在一起生活的希望了。军管会的人早就有话：在你们档案里记上一笔。以后你们和谁结婚都成，就是你们俩不成。他俩说了又说，觉得与其永诀还不如上吊，也落得死在一处。他们流着泪烧了珍藏的情书和家信，流着泪收拾了他们的东西，他们痛哭着。我看见炕上塞得鼓囊囊的帆布书包，看见炕头一纸遗书：“永别了，草原，永别了，牧民，永别了，知青。永别了爸爸妈妈和亲人们。我们为了革命来到草原，我们没做见不得人的事。今天，我们要光明正大地死在一起。衣物及一切，由知青和老乡任意选取……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只觉得心中的血快要凝固了。
忽然，她记起沙窝子里挂了霜的通红通红的山丁子，记起了野天鹅的飞翔，记起了长长鬃毛的神话般的野马。“不，我们不死！”她止住了哭，在绝望中想起了世界的美好，“也许，我们还会再见，也许，我们还能团聚。”她喃喃着又流下了泪。
后来，她的丈夫被调到很远很远的一个牧场，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打石头、脱坯的汉子。
他走了以后，队里不再给她派活儿。于是她向队里借钱买粮。后来，她终于又回到了牧业队，回到了我们的知青包，她成了不被法律认可的人妻。上了年纪的额吉们见到她都“呼勒黑——呼勒黑”（真可怜、真可怜）地怜惜她，急匆匆地斟上热腾腾的奶茶，她总是很感动地一笑，并不抬眼看别人。
肚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她一天天有了笑容，眼里也有了光彩。她一日日地盼着孩子降临，医生却告诉她胎儿是横位，分娩将十分危险。她跑到公社，求爷爷告奶奶似地请求公社给她开张介绍信和防火证，让她回北京去生。公社铁面无私，断然拒绝。（四）
